本週評論:回歸廿年以來的香港教會

胡志偉牧師

  本港回歸廿年以來,人口由六百多萬,增長至七百二十多萬,有20% 增長。香港堂會數目也由1,056間(1994年教會普查數據),升至1,287間(2014年教會普查數據),也有21.9% 增長。會眾人數升幅更為可觀,由94年聚會的199,056人,提升至14年的310,187人,增長率達55.8%。居港會友人數由257,100人,升至327,112人,也有27.2% 升幅。

  倘若從堂會數目、信徒人口、財務實力、人力資源等,香港堂會盛勢於2009年反映,整體教會無論於佈道、培育、差傳與社關等,皆有不錯表現,較回歸前有所優勝。然而隨著本港社會急劇轉變,中央於不同領域的干預與滲透;大多教會領袖或怯於形勢,或基於神學立場,為求安全,最好是明哲保身,只重內部發展;不理世事,免得添煩添亂。

社會見證與文化缺席

  本港教會的社會見證,得著社會的普遍認同,反映於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及「沙士」(非典疫症);另外則為02年成立的「教會關注失業行動」(08年改名為「教會關懷貧窮網絡」)。當社會面對突發疫患與經濟不景,教會能適切地救急扶危,提供物質與心靈的支援,這是教會的強項,也是大多堂會不分神學立場,樂於參與。

  基本法23條立法,引發社會與教會極大迴響。由15個基督徒團體合辦(「教新」為其一) 的「國家安全與人權自由──基督徒對《基本法》第廿三條立法的回應」研討會(2002年11月23日),講員有陳日君、葉劉淑儀與筆者等,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擠滿了教牧、信徒與傳媒記者,有關報道及其後七一遊行,不少教牧與基督徒的參與,反映了基督徒與社會群眾的共同見證。

  當不少教會領袖把話語權只限於「性倫理」,對其它涉及民生課題,如貧富的嚴重差距坐視不理,把公義、人權、自由看為不關教會事,教會自然於公民社會裡失掉位置,影響力不斷萎縮。坊間輿論,更因著所謂高官富豪宣稱為基督徒,認為教會靠近權貴,不講公義,遠離普羅大眾。

  任志強於〈卅年回望身後事 : 今日教會群體所虧欠蘇恩佩前輩的〉論述教會生態 :「這幾十年來,香港本地和普世華人教會的主流,不是沒有談文化,卻是得把口,唔埋身(paying lip service without engaging),關心的是聚會人數、奉獻數目、擴堂;基督教傳播機構也玩同樣的遊戲,不斷強化堂會的『跑數』、『擴張』心態。文化在教會裡沒有市場,即是不會有教會支持,不能令人包場和緊急奉獻的,不碰也罷。」

  教會對文化使命的嚴重忽視,更不為意社交媒體(新媒體) 帶來教會輿論生態的變化。某些堂會與機構向外的籌款活動,尚未舉行,已引發激烈的討論,於是有些要更改內容,有些則於責怪下完成。當教會領袖不屑網絡言論,也不參與討論,言論自然由其他KOL(Key opinion leader) 取代,於是領袖逐漸失掉發言權。

消費主義與巨型堂會

  回歸以後,不少教會失掉了身份,弄錯了位置,鄧紹光稱之為「教會失序」。2000年3月20至22日,美國馬鞍峰教會華理克 (Rick Warren)首度來港主領「建立目標導向的教會」研討會,引發不少堂會追趕學效。「目標導向教會」有其可取之處,然而教牧若不能辨識本身堂會文化與核心價值,強把流行的成功模式移植,往往帶來內部人事衝突,結果是失敗佔多。

  近數年,部分教會領袖忘掉了教訓汲取,又一窩蜂追逐「銳意門訓」(源自新加坡聖約播道會的曾金發牧師Edmund Chan)。這些領袖可能忘了曾牧師是由堂會掙扎求存的17位會眾開始,這些忠心會眾經曾牧師悉心培育為「某確類」(a certain kind),大多本港牧者面對現有是為數不少的「各自類」(a different kind),由多樣回歸為一體,當中必有大小衝突。教牧要成功轉型,起碼要至少5年時間。藥石亂投是教會領袖很想於短時間內解決堂會呈現的不健康問題。

  宗教消費主義肯定是回歸以來中產教會的主流論述。成功的堂會務求會眾至上,不斷推出更方便、更優質的服務。堂會因場地所限而多堂崇拜是無可厚非,99年非主日的周間崇拜(指周一至六) 有127次,至14年有628次,佔整體崇拜的17%(14年整體崇拜為3,680次),周六崇拜人次也有33,587人。過去有牧者堅持崇拜務要主日,周六崇拜是屬於復臨安息日會,現今這些言論消失了。

  巨型堂會的崛起,明顯是回歸以來發展的趨勢,成為教牧與信徒崇尚嚮往的目標。按94年教會普查發現,當時崇拜人數500人或以上堂會只有38間(佔整體堂會3.9%),至14年,增長至98間(佔整體堂會8.2%),升幅達110.3%,為所有大中小型堂會組別升幅最高的(見下圖)。14年,1000人以上堂會增至34間,相對09年有32間,而此組別劃分始於09年,崇拜人數有81,252人。

堂會規模
1994年
2014年
增長率
崇拜人數1-50人堂會比率(%) 25.9 13.0 -49.8%
崇拜人數51-100人堂會比率(%) 32.8 25.0 -23.8%
崇拜人數101-200人堂會比率(%) 23.9 31.7 32.6%
崇拜人數201-500人堂會比率(%) 13.5 22.1 63.7%
崇拜人數500人以上堂會比率(%) 3.9 8.2 110.3%

   巨型堂會成為不少宗教消費者的「購物中心」(shopping mall), 內裡提供林林總總、應有盡有、老小咸宜的宗教服務。對部分厭倦事工、或身心俱疲的信徒,這些堂會的優勢保障個人「隱姓埋名」,在聚會人潮中毋須與其他信徒應酬來往,甚至毋須與教牧寒暄問候,大可獨來獨往,信仰極其個人私有化。

聖經教導與飼養文化

  按94年教會普查發現,設有主日學或聖經教導的堂會佔90.2%,至14年,相關事工於堂會增長至94.7%。表面看來是不錯,但再看有關出席率則發現,94年出席主日學或聖經教導的中位數為37.7%,至14年,則下降為28.6%,下降有24.1% (見下圖)。

堂會的主日學/聖經教導事工
1994年
2014年
增長率
設有主日學/聖經教導課程比率(%) 90.2 94.7 5.0%
主日學/聖經教導課程出席率中位數(%) 37.7 28.6 -24.1%

  坊間有神學院與機構提供有系統的聖經研習課程,以補堂會不足,乃是好事。另一方面,楊牧谷對堂會的評語(1989年)仍不過時 :「全世界的華人教會大概沒有比香港教會擁有更多的機構、更盛的人才,但就如一個離港多年的平信徒領袖返港探親時指出 : 『香港信徒靈性的情況跟他的事工真不相稱』。」(《淚眼先知耶利米》,209頁)。堂會以外課程,乃補堂會不足,務求學習者能回到堂會,提升整體學習的文化;然而現實是更多信徒要倚賴講員與課程,成為消費者。有些信徒回到堂會,甚至要求團契或小組週會查經如同先前學習場景一樣。飼養文化帶來是不能自立與自身餵養的成熟信徒,大多甘於困在籠中,等候管理員定期餵食。

市場競爭與機構林立

  過去廿年來,就筆者觀察,宗派、神學院、機構與差會等,合作越來越困難。當堂會與機構等,面對九七危機、沙士非典、裁員失業與異端入侵等,合作相對地容易;危機過後,則難以合作。

  機構眾多,呈現是市場競爭、爭奪顧客,導致相同與相近事工重覆出現,所謂「瘦田無人耕,耕開有人爭」。本港機構深層次問題是市場主導,不講道義,更不用提國度合一。事工只求成功,毋須介意用不合聖經原則與不公義手段達成。不少教會領袖好大喜功,認為「事工愈大就愈有影響力」,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。

  教會辦學校與社會服務,原先是本著基督心志服務低下階層,隨著社會發展,原有宗旨改變,於是「名校」改為「直資」,不再有教無類,只偏向中產與富戶子女。社會服務單位為求取得更多資助,同樣失掉了「乃役於人」的精神;基督教機構則要爭取更多的奉獻,與更大的市場佔有率。資源搶奪便是這些年來,機構常見的現象;表面看似合作,實質是同工各懷鬼胎,互不信任。

結語

  當堂會成為中產信徒的會所,低下階層與服務業人士難以進入。第二代香港人(出生於1946-65年) 繼續在位主導發展大計,而第四及第五代香港人(泛指1976年以後出生) 未能承接上位,只能於社交媒體發聲,有些更因與上一代意見不合而出走堂會。在位領袖思維不變,較難接受新生事物,與時俱進;會眾老齡化心態,甚至較社會來得嚴重。政治霧霾繼續籠罩本港教會,使人真假難分,我們只能求主賜下智慧與勇氣。

  上述是筆者觀察九七以來廿年教會生態主觀的感受,以此文作為歷史見證。

(此文將發表於《使命與領導》第52期,2017年7-8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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