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週評論:教牧於政治爭議中的立論與角色 (上)

 胡志偉牧師

  近日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於堂會內的講道,言談觸及對七一遊行與「佔中」等見解,引發社會與教會內熱烈的迴響。筆者嘗試在此探討教牧面對爭議性課題時,宜有三個基本立論,與因應職分而有四個不同角色。

1.三個基本立論

  首先,筆者不認為任何教牧或教會領袖對政治爭議的觀點與立場 (包括本人在內),等同上主啟示或絕對真理。正因如此,我們對七一遊行、支持與反對「佔中」、一國兩制白皮書等,容許有不同見解,更重要是個人的政見可以被修正,而非鐵板一塊,不容修改。

  其次,任何教牧或教會領袖討論政治或社會課題時,不存在所謂「超然」身分;教會在公共事務有其「超然」角色,即「教」會不從屬於「政」府 (這是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),「教」會宣講與踐信的真理 (落實為普世與公共價值) 卻貫通於「政」治所有領域。教會宣稱其「超然」身分,教牧或教會領袖也想像擁有「超然」身分,然而現實政治中,我們得承認與接納個體的局限性。當教牧或教會領袖因其個人成長與家庭背景、個人性格與價值、友好與所屬群體對特定課題的觀點、職位涉及利害關係等,這些不同因素構成了某位教牧對社會課題的視野與識見。

  有些教牧與神學工作者,肯定大公教會於公共倫理的「超然」身分,相信大多教會人士會認同;但過度強調到一地步,淪為「教會」(動詞) 門徒先要修好身,才能讓「教會」(名詞) 成為「教會」(名詞) ! 吳耀宗面對國共內戰時,以「著了火的房子。」來形容當年中國,同樣現今本港形勢也是「烽火連天」。

  吳耀宗這樣評論 :「右邊的一群人是放火的,左邊的一群人是救火的。我們站在旁邊的人,如果還有一點人性,就應當毫不遲疑地去參加救火的隊伍。所謂超然者的態度,卻與此相反。他用神學家的眼光,對這個緊急的場面做一個冷靜的分析,說:放火是不好的,但放火的人未必完全壞的;救火是好的,但救火的人也未必沒有一點壞處。他自己不去救火,反而把放火和救火兩種行動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,使善惡的評判變成毫無意義。這種態度,表面上似乎『公正』,其實是虛偽而殘忍的。」(引自邢福增編《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: 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》,483-84頁)。吳耀宗對行動的主張是對,但諷刺地,他對共產黨的擁抱,使他的「非超然性」等同把救火行動「理想化」與「革命化」,甚至「絕對化」,這便帶來了中國教會的悲劇。

  當我們確認教牧或教會領袖「議政」及「參與公共政治」(非參選與從政),其言行非絕對與超然,可按各自場景與限制,選取其一定位,或遊走於兩極之間的位置,心存謙卑開放態度應對,有智慧與原則帶領會眾一同學習與成長。因此,不同堂會信眾不能要求或强求教牧要扮演特定角色,就政治或社會課題要有公開宣稱的立場;教牧之間,或教牧與信徒之間存有相反立場與相異觀點是正常的,是容許的,畢竟「教會成教會」不是因著政治立場,乃是三一神的創造與救贖所形塑的群體。基督是唯一決定我們身分的因素,而非由其它次要因素所構成。

  以上三個基本立論 : 非絕對、非超然、非一律,這便是教牧於政治爭議中,思考要扮演角色之前設。教牧的權威,並非來自政權的肯定,或民意的支持,乃在於知其所止,「不妄稱耶和華之名」(借用馮煒文語),臣服於聖道之下,忠心宣講,牧養群羊。  (待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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