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週評論:社交媒體與香港教會

胡志偉牧師

  近期,斯諾登 (Edward Snowden) 事件正好說明香港處於網絡世界的極其策略性位置。在每日生活中,我們透過「流動裝置」(mobile device),更方便、更快速地與人交往與結連;我們同時又要受制於資訊科技,面對私隱受侵的極有可能。無論教會領袖喜歡、討厭或懼怕與否,我們所牧養的信眾正廣泛使用這些媒體交往,而明智的工具運用,確實有助我們的領導與牧養。

__「社交媒體」(social media) 這個名詞,至今仍未有統一的中譯,有譯為「社群媒體」,或指為「社會媒體」、「社交網絡」等。大多港人愛用的「社交媒體」,包括臉書、谷歌、whatsapp、Youtube與微博等。毋庸置疑,我們正生活於網絡世界之中,本地六成人口普遍使用智能手機(全球第二滲透率高的地區,預計數量不斷提升),港人已有五成人口(380萬) 使用「臉書」(Facebook),以人口比例計算,排名為亞洲第三 (2012年)。按2012年統計數據,一半臉書使用者日日登入,平均至少三次,總時間為23分鐘。

__「社交媒體」不僅是網絡工具,促進我們互相結連與分享,更體現一種不斷創新的文化範式,與過往有所不同。資訊發放已不再是主流媒體所能操控,發放方式已不再是印刷宣傳品,再郵寄至受眾;活動主辦者隨時即興地因應事件,於臉書自建群組,廣發邀請,就能結集成事。

__當我們搜集與分享資訊有所轉變,這帶來人們對事物的觀感亦隨之轉變。「媒體事件」可以迅速爆發,也同時轉瞬即逝,還未曾消化與思考,已於媒體消失無蹤。大量資訊的湧現,有時真假難辨,知識漸變得「零碎化」與「表面化」,深入的反思越來越困難。 網絡一代的文化特色,標榜平等與開放,人人自主表達,喜愛「二次創作」或「改圖」。

__本港華人教會使用臉書甚少;美國巴拿研究中心 (Barna Research Group) 分別於2011年及2013年就美國教會使用社交媒體進行調查,發現堂會使用臉書由11年的57% 上升至13年的70%,而教牧則同期由59% 增長至 66%。2011年,51% 教牧相信社交媒體構成堂會未來兩年事工的重要部分,至13年有65% 教牧持有這樣的看法。

__就筆者觀察,本地堂會開設臉書户口甚少,而教牧使用臉書估計少於五成以下。牧養青少年的教牧較多使用社交媒體,而堂主任的使用率很大可能低於整體。美國Christian Theological Seminary一項關於「新媒體企劃」(New Media Project),調查顯示年輕教牧在職事方面應用社交媒體

(2011年) :

與不同群組溝通 78%
宣傳與推廣活動 48%
保持來往 27%
教牧關懷 18%
青少年事工 18%

__整體而言,本地整體教會 (包括堂會、機構、神學院與差會等) 對新媒體存有戒心,多於善用工具與事工結合。按筆者理解,「社交媒體」背後的開放與平權文化,容許創新與犯錯,不要控制等,正與傳統華人教會文化有所碰撞。特別對不少不習慣網上平等討論的教會領袖而言,我們慣於高高在上進行教導,「社交媒體」文化是不太認真與嚴肅的互動,人人可表達意見與立場。就一些議題的評論,「臉書」就像市集的公共空間,或校園內可表達意見的民主牆,教牧毋須過度討厭或懼怕,間中有不禮貌的意見,平常心看待便可,間中聽到或看到刺眼的,也不要小題大做,弄得不好,就帶來輿論譁然 !

(整篇文章刊於七月《使命與領導》第28期,在此節錄部分內容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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