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週評論:從《開普敦承諾》看使命教會 (上)

胡志偉牧師

引言

  《開普敦承諾》(The Cape Town Commitment)   為第三屆洛桑大會重要文獻,可惜華人教會就此討論不多,未能深化全球福音運動的信息,從而帶來教會與使命的更新。《開普敦承諾》上卷於大會最後一日 (2010年10月) 派發,而下卷則於2011年1月底發表。

  《開普敦承諾》上卷,以愛為主題,連貫十個重點: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、我們愛永活的神、我們愛聖父、我們愛聖子、我們愛聖靈、我們愛神的話、我們愛神創造的世界、我們愛神的福音、我們愛神的子民、我們愛神的使命。《開普敦承諾》上卷奠定了教會的行動基礎,使命乃源自我們對神的愛的回應。凡神所愛之事物,愛神的人應該跟隨。神的愛有多深多廣,我們對使命的理解與實踐也應如此。《開普敦承諾》下卷則是「行動綱領」(call to action),因著對神的愛,教會要有順服的相關行動。

I 使命的範圍

  「使命教會」對「使命」的理解,不僅是宣教使命或差傳使命的向度,乃是《開普敦承諾》第一部分「神所關愛的世界」(第7段),因此「關愛創造」(creation care)、扶貧、倡導公義等,也是「使命」包括的範圍。換言之,教會對「使命」的理解是「整個受造界的救贖」(包括個人救贖在內)。

  《開普敦承諾》下卷呼籲教會要「在多元化、全球化的世界中見證基督的真理」(IIA第1段),「活出真理」(live the truth) 乃先於「宣講真理」(proclaim the truth)。面對多元主義的挑戰,教會要敢於走進公共空間,如鼓勵基督徒知識分子在學術界進行護教事工 (第2段)、信徒於職場的使命 (第3段)、真理於媒體 (第4段) 、文化藝術 (第5段) 、新興科技 (第6段) 、公共空間如政府、商界與學術界等 (第7段)。

  從基督真理涵蓋的層面,使命教會不只是參與跨文化宣教的、不僅「向外關注」(externally focused) 而有外展事工、不只有教會增長、更不是局限於有效的福音事工、也不是對傳統教會失掉了興趣而另外搞些新玩意。(Alan J. Roxburgh & M. Scott Boren, Introducing the Missional Church: What It Is, Why It Matters, How to Become One)
 
  堂會參與使命,猶如進入彎彎曲曲的河流 : 內裡有奧秘、記憶與使命。使命教會除了要在神所造的世界之內見證真理,更要「在支離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復和」(IIB)。復和的範圍,同樣反映於貧窮人與受欺壓人士 (IIB第3段)、殘障人士 (第4段)、愛滋病感染者 (第5段)及受破壞的受造界 (第6段)。放在本港場景之中,我們的使命嚴重缺乏「身量」,只有淺薄的個人層面,未能擴闊至其他族群與種族、階級與弱勢人士、受造界等。

  從《開普敦承諾》列出的範圍,可見使命的場景是「整個世界」,而非堂會本身。使命教會所理解之「使命」並非單一議題或特定事工,乃是堂會讓上帝來界定其使命內容,並非由堂會按其喜好,選擇地界定「哪些才是使命 ?」正如萊特重申「使命不是為教會而設,教會乃是為了使命-上帝的使命而設的。」(萊特著《宣教中的上帝》,55頁) 因此,任何使命宣稱,只有個人的救贖,卻排除了神要救贖一切受造之物,均是不完整。

  宣教學者紐畢真 (Leslie Newbigin) 提出「使命」(mission) 與「宣教事工」(missions) 的分別,前者單數指向一整個不容分割的使命,後者眾數則是從整全使命引申而有的「宣教事工」(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)。史耐達 (Howard Snyder) 理解神的計劃,救恩基本是創造的恢復,人與一切受造物與神和好(弗一4);「人的救贖是神計劃的中心,卻不是該計劃的圓周」(The Community of the King)。人放在圓形之中心點,並非佔據了全部空間,圓周內還有其它受造之物等待救贖。

  南美神學工作者帕迪拉 (Rene Padilla) 更認為 :「所有人類工作包括『國度價值』,並服侍『國度目標』均可稱為『國度事工』。福音事工與所謂世俗工作是互相依賴的。從聖經理解,我們應說只有『單一使命』(single mission),不應比較佈道與社關 (或創造的照管)孰輕孰重。」(引自Paul Stevens於2010年5月28日「使命更新」研討會)

  綜合紐畢真、史耐達、帕迪拉等學者見解,再參考《開普敦承諾》列出行動方案,我們整理出使命的內容與塲景,是寬宏與整全,所有受造界均需要神透過其子民在世上實踐使命來達成衪的旨意。

  華人教會目前面對的困境是「福音異質」與「使命不全」,前者有堂會把福音異質化為「商品」,傳福音成了銷售滿足自我需要的宗教消費品,而堂會使命淪為領人返教會,活動能提升入座率就是亮麗的使命內容。「使命不全」導致堂會「功利主義」為森林定律,堂會務求增長就要選擇有良好正面回應的受眾,於是資源投放於某些階層與年齡受眾,而基層或貧苦大眾則是備受忽略的 !

  在廿一世紀裡,資訊更為普及,市民要求透明度與問責性;堂會要面對公眾與輿論的監察與批評。倘若我們仍然「使命不全」,教會不僅失掉了在公共空間內應發揮的「先知式聲音」,更自我邊緣化限制了「使命」只等同「宗教組織的內部宗教活動」,不斷萎縮我們原有的空間。要維護宗教自由,教會就不能「使命不全」!        (待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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